翻译著作权先驱

“版权印花”，又称版权票、版权证。日本有些出版社直接在上面四角印上“著者检印”，似乎更直接明白。中国现存最早的“版权印花”，据说是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五月，由上海文明译书局初版，严复译、斯宾赛著《群学肄言》，可惜迄今未睹原书。

《群学肄言》出版前一年的4月，林琴南为严复绘《尊疑（严复之别号）译书图》，并撰《尊疑译书图记》推崇此书：“嗟夫！此而不母诸名数之学，而精其深造之功，又安能综理万事而尽得其实验耶？尊疑老矣，名动乎诸王公相之间，下及海内有志之士，无不识有尊疑者。”

当年7月15日《中外日报》以《中国惟一大著作》为题，盛赞此书：“严先生为我国现世惟一之大著作家，译《群学肄言》乃又严先生之第一大著作也。先生前译，如《天演论》《原富》《名学》等，久已风行海内。今《群学》之成，先生自谓方之前三书，后来居上矣。”

遗憾的是，此前因严复致文明译书局负责人俞复书不回应，乃于当年12年18日致另一位负责人廉泉书，要求“提《群学肄言》六千部译利”，并指责出版社“背约”。虽经廉泉回信解释，一直到来年1月11日前后，严复又先后两次致廉泉书，为提取《群学肄言》六千部译利事，一再指责文明译书局“非约”。其中一封廉泉回信称：“若仲还（俞复字）欲欺先生，何必自行检举为印足六千部乎？至印花岂遂不可伪为者？”由此可见“版权印花”一词的出处，但至今未发现版权合约。

贺麟《严复的翻译》（1925年《东方杂志》第22卷第21期）一文，认为“如《群学肄言》，虽成于壬寅（1902年）岁暮，但书凡三易稿；如《原富》几可算是直译，他于例言里说：‘虽于全节文理，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，然辞义之间，无所颠倒附益。’又如《群己权界论》虽于1899年译成，但于1903年加以改削后才出版的。《社会通诠》亦成于1903年。这四种都算是严复中期的译品，比前后两期的都译得好些”。文中又引严复《群己权界论例言》：“海内读吾译者，往往已不可猝解，訾其艰深，不知原书之难，且实过之。理本澳衍，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。”书内严复附加的案语小注等，也可提供读者对于原文的了解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1903年7月24日作《<群己权界论>译凡例》一文称：所译《自由释义》一书改名为《群己权界论》。并于同月31日《译〈群己权界论>自序》一文说：“十稔之间，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，于是自由之说常闻于士大夫。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，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。喜新者又恣肆泛滥，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。以二者之皆讥，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。颜曰《群己权界论》，舁手民印板以行于世。夫自由之说多矣，非穆勒氏是篇所能尽也。虽然，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耳。”便是严复改书名的由来，仍值得我辈深思。

笔者于十余年前，淘到甲辰（1904年）四月再版《群己权界论》。版权页上注明：光绪二十九年九月首版、光绪三十年三月再版，正中上方印有正方形双线的边框，四角印有“翻印必究”；框内印有黑色圆形边框，上半部印“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，下半部署上该馆的英文名称。其中贴上三圈红色同心圆的印花，四周带锯齿状，最里一圈是燕子，第二圈内印上“侯官严氏版权所有”，第三圈内印上“THYSELFKNOW”。

该馆又于光绪二十九年的十一和十二月间，与严复签订严译、甄克斯著《社会通诠》合约，其中第四条：“此书另页须黏稿主印花。如无印花，察系印主私印者，罚洋两千五百元，此约作废，听凭稿主收回版权。”第七条：“每批拟印刷若干，须通知稿主，以便备送印花。”虽未见到《群学肄言》的版权印花，具现严复对此书和《群己权界论》《社会通诠》三书的重视，开中国翻译著作权的先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