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美贸易战非逆势而来

新国际经济关系与迟到的贸易战

在国际经济史上，新世纪的一个显著变化是：危机期间没引发贸易战，经济复苏时贸易战风险却剧增。市场将这种特例归因于美国领导人的特立独行，对此笔者并不敢苟同，实际上这种迟来的贸易战是当前新型国际经济关系下的产物，迟到的贸易战威胁并非逆势而来！

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，经济危机常带来“以邻为壑”——为转嫁国内危机，各国通常千方百计提高国内市场门槛、同时加大对外开拓力度，汇率竞争、关税和非关税谈判、甚至战争手段，无所用之不及。就大部分人有记忆的最近2次危机来说，危机期间国际竞争的方式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，引发了传统的汇率贬值战，所幸中国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，才使汇率战没扩展；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，国际货币战却由贬值变成了升值，开拓市场的贸易战让位于吸引资本内流的金融战。可以说，本次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经济与国际金融领域与以往不同的反应方式，标志着世界经济版图中新型竞争秩序的建立。

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，改变了国际间经济和金融的交往方式。具体来说就是，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主导模式，由行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链内分工；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投资的全球布局，使得国际贸易及其带来的资金流动，日益和价值的国际分配脱节。一个常见的例子是，一种说法是中国出口一部iphone手机，价值约180美元，中国仅得其中的约3%，即6美元，但却收录了接近整机价值的贸易顺差。

显然，国际贸易战已不再是国家间经济竞争的主流方式，全球化发展已使贸易战在国际经济领域中逐渐消退。这不仅是国家间政策协调增强，而且更是各国间经济融合高度发展的结果，这意味着贸易战中无赢家，贸易战的最好结局也就是“杀敌一千、自折八百”！这种结果带来了国际竞争秩序的新变化，金融竞争超越了商品竞争，对资本的吸引力取代商品竞争力，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最重要标杆。

中国为何强硬回击

危机期间国际政策间的协调难度通常增大，“以牙还牙”式的针锋相对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理性应对方式：危机期间市场竞争加剧，市场通常处于买方市场状态，汇率变动和关税冲击等不利变动通常只能由出口国（卖方）消化，或者绝大部分要由出口国承担。在当前资本全球布局、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阶段，产业链内的国际分工体系下，各国都有向产业链“微笑曲线”两端竞争性发展的动力和主观愿望，原先占据产业链“微笑曲线”两端的经济体在面临“挤出”压力时，必然会有强烈反应，这个反应不是传统的周期性危机应对反应，即不为转化危机，只为维持分工优势。这种压制后发国家分工进化的反应，必然是深思熟虑后地针对性举措。

贸易战不论采取何种形式（竞争性贬值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），实质都是对出口国市场的供求均衡关系构成了供给冲击，使得出口国商品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。由经济学上的分析可知，供给向上冲击的结果是需求下降，但当出口国是发展中国家时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常使得发展中国家忍气吞声，发展中国通常只能出让部分利益以换取发展机会和保留部分市场；贸易战引发的激烈对抗通常只发生在实力近似的发达国家之间。